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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0年4月5日），字明轩，是一位出*于山东省乐陵县的中华民国将领。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人为张之江、鹿锺麟、郑金声、刘郁芬）。
宋哲元幼年家贫，刻苦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军，入北洋陆军陆建章部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任冯玉祥的第2营哨长（哨长相当于排长）。1913年（民国2年）他升任连长。此后，他随冯所率的第16混成旅转战中国各地，其间升任第2团少校团附。1916年1月1日，31岁的宋哲元与绵阳籍常淑清女士结婚，由冯玉祥主婚。
1917年（民国6年）张勋复辟，他击破张勋的辫子军有功。后他随冯玉祥移师武穴，攻克公安、石首，进至常德，击溃了南军的田应诏部、胡瑛部。冯玉祥升任第11师师长，宋哲元任该师的团长。1921年（民国10年）宋哲元击破陕西督军陈树藩。民国11年（1922年）他随冯玉祥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支持曹锟，因击破支持张作霖的河南督军赵倜有功，升任第25混成旅旅长。1924年（民国13年）10月北京政变（首都革命），冯玉祥改组所部为国民军。宋哲元任国民军第11师师长。翌年，他任热河都统。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市民含泪夹道相送。
同年9月，冯玉祥复归，其后举行五原誓师，国民军改组为国民联军，全军加入中国*。翌年，冯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6月宋哲元任该集团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11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北伐后，冯玉祥同蒋介石矛盾激化。宋哲元参加冯的反蒋战争。1930年（民国19年），反蒋军最终败北。战败后，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由宋哲元负责。蒋介石令张学良主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将冯玉祥余部整编，缩编为陆军第3军，下辖3个师，归东北军序列，驻山西省阳泉。1931年1月，宋哲元被正式任命为该军军长。1931年6月，宋哲元部整编为第29军，宋任军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2年（民国21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1月2日，日军攻占山海关。10日，宋哲元奉张学良令，率29军由山西阳泉移驻北平以东的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第二十九军部队在宋哲元指挥下，在平东驻地准备抵抗日军入侵，迅速构筑工事，进行战前训练。2月18日，张学良发表抗日电文，宋哲元名列其中。
1935年6月20日，宋哲元自张家口抵达天津，语记者称：对中央命令绝寺遵从，第二十九军已交师长张自忠统率，外交由秦德纯秉承中央意见办理。张北事件事后处理中，宋哲元心腹秦德纯代表中国方面同日本方面代表土肥原贤二交涉。结果秦土协定缔结。根据协定，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职被罢免，宋哲元深表反感。7月，和梅协定签订，国民政府的主力军从河北省撤退。结果，非中央系的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5年12月29日，宋哲元在天津私邸欢宴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等陆海军将领20余人。此后，宋哲元将河北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的中央不再容易控制河北。宋哲元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复杂交缠之中进行协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也标志着抗日运动被取缔，中国对日本妥协。在对日本的敌视态度下，一切和日本妥协的姿态都受到中国国内舆论的挞伐。1936年7月22日，宋哲元会见熊斌、刘健群等国民政府中央代表，在获知了中央的抗日决心后，他决定抗战到底。
宋率第29军同日军激战，后来失败，放弃北平、天津。因为在是否组织防御上犹豫不决，丧失北平、天津，宋哲元被中国国内舆论激烈挞伐。宋哲元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继续同日本军作战。
晩年
1938年春，宋哲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1940年3月，不久染上肝病辞职，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回到其夫人常淑清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
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突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3块钱买了下来！
北大教授史树青是一位文物鉴定专家，这一天，他前往北京东城区会友。突然，他遇到一位中年女子，正在街边卖古字画。奇怪的是，这位中年女子气质优雅，穿戴讲究。
不过，画摊门可罗雀，根本没有人光顾。史树青见猎心喜，他随手从画堆里拿出一幅打开。哪知道，脸色却渐渐变得激动起来，随后急切地问女子：“这画是哪来的？”
原来，这竟是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且看上去年代久远！画像为白笺纸质地、淡色的半身像，画中成吉思汗圆脸方额，目光深沉又透露着敏锐。
这位名垂千古的帝王仿佛是一位慈祥老者，头戴一顶貂皮白帽，穿着乳白色毛绒衫，黑白相间的胡须飘然下垂，画像右上角还有一竖行汉字：“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讳帖木真（即铁木真）”。
中年女子微微一笑，反倒不慌不忙问起史树青的来历。史树青随后自报家门，他在北京收藏圈里小有名气，女子显然听过他的名字，赶忙上前握手并连说“幸会”。
原来，中年女子叫崔月荣，她的丈夫叫陈仁恪。这两人虽然都名不见经传，可陈仁恪的父亲却很出名，他就是北洋时期赫赫有名的四川督军陈宦先*。
陈宦曾先后任北洋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四川督军兼署省长，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当政时，他还做过“蒙古宣慰使”。
这个职位是中央政府向蒙古地区驻派的高级长官，负责传达中央命令，协调蒙古各部关系。1912年，崔月荣的公爹，也就是陈宦将军，前往蒙古地区视察。
在此期间，他曾与内蒙古的贡桑诺尔布王爷（俗称贡王）多次会谈，陈宦多次试图说服贡王“促成内蒙古归附中央”，放弃内蒙古“自治”。
贡王在内蒙古非常有影响力，他本人也十分赞同共和，在陈宦的劝说下，贡王积极游说内蒙古其他部族归附中央。
两人也因此结下了亲密友谊，贡王还将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送给了陈宦，这画又传到了儿子陈仁恪手里。
这次卖画，是因为崔月荣要搬家，可家里有很多古字画需要处理，她本人也不懂，于拿出来摆摊大甩卖。随后她不好意思地笑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卖出去一幅……”
史树青不愧是收藏名家，一眼就看出这幅画价值不凡。他曾见过一幅明代画家仿制的成吉思汗画像，且发现这幅画中人物服饰，与《元史·舆服志》描写的十分吻合，因此极有可能是一幅元代画作！
“这画了不得呀……非同一般！”史树青激动地说道。随后他把自己对这幅画的年代推测告诉了崔月荣，并表示想卖下这幅罕见古画！
崔月荣此次卖画本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这些画寻一些懂得欣赏它们的人。她见史树青对画像如此喜欢，于是大方的说道：“所谓宝剑赠英雄，您要是喜欢，不要钱送给您了！”
史树青连忙摆手，又把所有口袋都掏了一遍，却发现囊中羞涩，身上竟只有3块钱。于是慌忙把钱塞给了崔月荣，然后连连道谢，把画带回了家。后来，两人也因此成为挚交。
考虑到这幅画像作极为贵重，史树青将它*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1962年，由文化部成立了由启功、张珩、谢稚柳在内的5名专家的书画鉴定小组，对这幅画像进行鉴定。
经过对画像的纸张、墨色、人物画风、题跋字体和用笔考察，基本可以确定它是一幅元代作品。该画长58厘米，宽40厘米，突破了当时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收藏的纪录。
虽然这幅画像堪称成吉思汗最标准的肖像画，但仍有很多人对它提出质疑，因为画像上的老人慈眉善目，稍显臃肿，没有一个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的刚毅和霸气。
事实上，该画像并非成吉思汗在世时所画，而是他去世50年后所作。因为成吉思汗*前曾留下“四不”遗言：即不许为他写传记、不许为他画像、不许把他的名字刻在建筑物上、不许死后为他建陵墓。
这幅画不能说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已经非常接近。经考证，该画是元世祖忽必烈命著名宫廷画家和礼霍孙于公元1278年绘制。据史籍记载，忽必烈称帝时追封爷爷为元太祖，却发现祖庙列牌位时，没有成吉思汗画像。
于是他命画匠和礼霍孙参照忽必烈（成吉思汗死时，忽必烈刚满12岁）相貌的轮廓，再加上其他人的印象，经过美化和艺术加工，最终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要求。
画像最后经忽必烈审定，陈放于翰林院，在重要节日进行祭祀。该画是成吉思汗晚年像，神情沉稳睿智、博大而又智慧！
如今我们知道的成吉思汗形象，都是来自于传世画像，分别有两件：一件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代帝像册》中的绢本设色半身像；另一件则是这幅《成吉思汗像》。
那么，这两幅画像哪个创作时期更早呢？
台北故宫的《元代帝像册》，有古代帝后名臣画像共500余张，他们的形象有的是原画、有的是临摹、有的则是后世想象创作。经考证，像册中成吉思汗画像，应是明朝画家临摹旧本所创。
因此，这幅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画像不仅是元代画家真迹，也是世界上最早、与成吉思汗相貌最接近的画像，是国宝级一级文物！
1923年正月十五刚过，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前去庙坡给自家地里送粪肥，三个孩子也随行玩耍，结果大儿子一不小心掉入一个坑洞之中。高凤章急忙过去将孩子救出，却发现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悄悄发光的头箍和一支锈迹斑斑的箭镞，他凑上前去仔细查看，发现头箍居然是金的，惊喜之下对三个儿子说：“快回去取镐头铁锹来，咱发现宝贝了！”
一会，儿子们将工具拿来，父子四人对这个坑洞进行了挖掘，不一会精美的青铜器铺满一地，高凤章却并不满意，他认为金器才是最值钱的，于是直至夜幕降临挖出一些金钗金环才罢手，父子几人用几件比较大的青铜器装了一些自己能用的着的器皿回了家，他们认为没有用的青铜器就随便扔在那里没有管。
回村将自己挖到的宝物找地方埋了以后已是天色大亮，高凤章就打发几个儿子去告诉自家的亲戚们，让他们也去挖宝。李峪村的村民们口口相传，不到一上午居然已是尽人皆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挖宝行动展开了，庙坡被挖了个一塌糊涂，这些村民们像高凤章一样，主要以寻找金银器为主，至于挖出来的青铜器，能用的就被女人们送回家中，不能用的就散落在坡上……这样乱糟糟的挖宝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停止，这座古墓中的青铜器大部分被毁，古墓也被破坏一空。
几个月后，消息传到县里，时任县长的谢恩承知道破坏古墓的重要性，于是急忙派出人马前去村中收缴还在村民们手中的青铜器。但为时已晚，早有古董商人买走了最精美的青铜器，还有一些村民将不能用的青铜器找人融了做成了盆碗之类，甚至有人将到手的金剑、金盔等融成了金条，无数的青铜器、金银器就这样被糟蹋一空。
所幸还好的是，县政府总算追缴回36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浑源牺尊”。
不过，比之村民的愚昧，县长谢恩承更加贪婪。他打着“义卖”的名义对这批青铜器进行了拍卖，承诺所得款项将用于教育、*产和振兴农村经济。然而，他最终将这批文物五万大洋的高价卖给法国古董商人瓦涅克后，却将这笔钱装入了自己腰*。
不过这位法国商人显然低估了谢恩承这位小官僚的贪婪。当瓦涅克将这批古董花了大力气偷运到法国后才发现，古董全被调了*，他大怒之下便将此人告到了北洋政府，企图以法国人身份通过法律解决此事。
这件案子果然不出所料地惊动了北洋政府和法国公使，就在他以为官司会胜诉时，山西督军阎锡山出面了，他并不是为了*庇自己属下的官员，而是拿出《保存古物条例》给北洋政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法国公使来看，按照条例，如果谢恩承被治罪，瓦涅克也逃脱不了走私文物的罪名，也一样要受到中国法律严惩。
于是，双方官司便不了了之。
那么，那36件文物到底去哪了呢？当然是被贪婪的谢恩承再次以四万大洋的高价出售了给了浑源县大财主田应昌了。
说起这位田应昌没啥名气，但其兄长田应璜却是北洋政府参议院院长及内务部总长，与阎锡山私交深厚，曾调解过张作霖与阎锡山的矛盾，对阎锡山有着维护之情，那么田应昌能低价买到这批文物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按理说，这批青铜器最终归宿就是田家了，但是田家也没料到谢恩承这个小人有多么贪婪。
1927年，田应昌、田应璜两兄弟在同一年病故。谢恩承觉得田家在官场没有了依靠，便毫无顾忌地将这批国宝卖了个第三次，北京和德国的古董商闻风赶来，将这批古董的价格退高到9.8万大洋。浑源中学的学*们听说后，要求谢恩承将前几次出售古董所得款项皆用于新建高中，并要求这36件文物价格不能低于25万大洋。
远在太原的阎锡山听说后，再次电令浑源县政府不得擅自出售这批古董，这样国宝才算暂时保住。
不过，在1932年，谢恩承以李代桃僵之计，仿制了一批赝品还是将真品给偷偷运作出去，以29万大洋卖给了北京古董商卢丰年，谢恩承靠着这批古董卖了三四次，赚了38万大洋。
卢丰年拿到这批文物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即便如此仍未能影响这个商人的贪婪，就在战争期间，他将这批古董中的24件卖了日本人，就剩下12件*括“浑源牺尊”在内的青铜重器待价而沽。
抗战胜利后，卢丰年将剩下的12件青铜器通过走私渠道运到上海，然后以“仿古品”的名义通过了海关检查。
1948年9月的一天，这批古董正要登上前往纽约的英国商船，上海博物馆缉私人员突然出现在码头将准确地将这批货查封。经过重新检验，发现这批货中不仅仅有卢丰年的12件青铜器，还有上海“雪耕斋”古董店310多件古董，其中除了三件是仿品，其他皆为国宝奇珍。
雪耕斋老板张雪耕马上从国民政府内务部找关系欲请求以“防古品”的名义再次出境，但还没等到回复，上海便解放了，这批文物被上海军管会扣留，并以走私文物将之没收。
为什么会有缉私人员出现在码头呢？这其实是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功劳，从北京到上海，我地下人员精诚合作，终在国宝出境之际通过《申报》及时通知了缉私人员，这才将这批文物保护下来。
1952年，浑源出土的青铜器移交给上海博物馆，“浑源牺尊”成为镇馆之宝，这成了它最终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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